日本政府7月31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从设立“国家情报局”，到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从防卫预算规模再创战后新高，到推进二次修订“安保三文件”；从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彻底放开杀伤性武器成品出口限制，到把航空自卫队正式升格为航空宇宙自卫队……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

　　搭建起中央集权化、垂直多层次的情报机构制度

　　日本彻底拆除战后情报监管“安全阀”，构建起首相直管的集权式情报中枢，为其突破“专守防卫”约束、拓展对外战略空间提供了重要支撑

　　日本政府设立新的国家情报机构的节奏不断提速加码。今年3月3日，高市内阁向日本国会提交《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5月，日本国会通过法案。7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由原和也出任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7月31日，“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在东京首相官邸召开，“国家情报局”同日挂牌。

　　依据《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日本新的情报体系包含两层架构：“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防卫大臣、外务大臣等11名核心阁僚，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是“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局，由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730人，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

　　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并推进争议极大的《间谍防止法》立法。

　　“日本政府彻底扭转了战后情报力量分散、相互制衡的局面，搭建起中央集权化、垂直多层次的情报机构制度，掌握最高情报决策权。”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卢昊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相较于旧体制，国家情报局权限不再局限于辅助政府内阁调研，而是具备现实性乃至“实战化”的情报指挥与执行能力，可直接对接自卫队海外部署，指挥涉外谍报。这标志着日本彻底拆除战后情报监管“安全阀”，构建起首相直管的集权式情报中枢，为其突破“专守防卫”约束、拓展对外战略空间提供了重要支撑。

　　日本国家情报局被广泛称为“现代版特高课”。“特高课”曾是日本军国主义用来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对外服务于侵略扩张的特务机构。

　　“二者虽因时代背景不同存在形式上的差异，但在集权逻辑、管控模式、扩张属性上具有一致性，本质是日本军国主义情报体系的现代复活。”卢昊分析，一是顶层集权属性一致，两者都致力于整合全政府情报资源，撤除分权监督机制，形成单一权威情报中枢；二是内外“双控”职能相似，两者都兼具对内安全管控与对外情报扩张职能；三是服务扩张的核心目的一致，二者均为日本对外战略扩张、军事化突破提供情报支撑，是军事扩张的前置性工具。

　　旨在服务日本战略转型与“再军事化”布局

　　在日本持续加速“再军事化”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成立绝非单纯的行政机构改革，而是其突破战后体制、重塑军事权力、谋求大国地位的重要抓手

　　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把日本的情报体系拆分为内阁情报调查室、防卫省、外务省、公安调查厅、警察厅5部分。5个机构各自为战，壁垒森严、极少共享。这套“散装”设计的初衷，就是不让任何一个机构一家独大。

　　过去七十多年里，日本保守派政治势力一直惦记着把这盘散沙捏成一个拳头。前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再度执政后，先后出台《特定秘密保护法》、“共谋罪”法，试图建立中央情报机构，但由于舆论反对和政治敏感性，最终只设立了几个小规模的反恐情报收集单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第四天，就责成内阁官房牵头研讨创设国家情报会议、国家情报局。

　　鼓吹所谓“周边安全风险”、利用日本右翼民粹高涨势头、抓住国际安全形势动荡“窗口期”，日本政府为成立国家情报局煞费苦心。卢昊说，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持续主导政坛，修宪扩军、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成为“政治共识”。同时，日本政府借全球安全局势动荡、地区冲突频发之际，大肆炒作“安全危机”，主张实力主义、自助安全理念，弱化国内和平力量反对声音。

　　“此举旨在服务日本战略转型与‘再军事化’布局。”卢昊分析，近年来，日本持续突破和平宪法及“专守防卫”原则，推动国家机器军事化，推进海外军事部署，构建主动威慑乃至实战准备态势。在日本看来，原有情报体系无法支撑远程军事打击、海外兵力投送、跨境安全干预等“新型作战方式”，统一的国家级情报中枢成为其军事化升级的必备配套，补齐军事行动的情报短板。

　　“在日本持续加速‘再军事化’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成立绝非单纯的行政机构改革，而是其突破战后体制、重塑军事权力、谋求大国地位的重要抓手。”卢昊认为，一是彻底瓦解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情报约束体系，拆除了束缚日本军事扩张的核心制度枷锁，是日本颠覆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一步；二是构建“军事+情报”一体化的干预能力，支持海外军事行动常态化。集权化的国家情报局可实现情报研判、目标锁定、战场支援、风险预警的全链条控制，为自卫队海外派遣、远程打击、联合军演、涉外安保干预提供情报支撑，推动日本具备独立、系统的对外军事威慑与干预能力；三是服务其所谓“政治大国”诉求，以独立情报权支撑“战略自主”。通过搭建自主国家级情报中枢，日本可摆脱对美国的情报依赖，构建独立的全球情报搜集、研判体系。同时，依托情报优势介入区域及全球事务，日本不断扩大地缘影响力，最终实现军事松绑、政治崛起、国际地位提升的多重目标。

　　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

　　日本可能依托其情报体系常态化开展周边国家军事、民生、政务情报窃取，渗透区域事务，配合其扩军动作提升对外威慑能力，大幅增加区域摩擦与冲突风险

　　日本国家情报局重启了集权式情报体系，兼具对内管控的极权风险与对外扩张的安全威胁，双重风险引发广泛担忧。

　　连日来，许多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对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抗议。英国国际新闻周刊《The Week》网站指出，日本社会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情报机关是否会介入国内政治、是否会扩大国家监控范围，以及如何防止其沦为执政党谋取政治利益的工具。

　　“对日本国内民众而言，最大担忧是个人自由与公民权利被侵蚀。”卢昊分析，统一集权的国家情报局缺乏独立第三方监督，权力高度集中且边界模糊。该机构可依托情报能力，监控民众网络言论、社会活动、私人信息，可能演变为管控舆论、打压反对声音、干预市民社会的工具，乃至重现军国主义时期特务管控社会的阴影，导致日本国内民主空间收缩，公民隐私与言论自由面临威胁。

　　国际社会对此也保持高度警惕。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日本集中情报权力的改革重新撕开尚未愈合的历史伤疤，在东南亚社会引发强烈不安。南非全国新闻俱乐部主席弗朗斯·马查特提出，情报机构集权与日本扩军行为同步推进，这种动向不局限于东亚，会对全球安全秩序带来连锁影响。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日本执政当局以应对所谓“安全威胁”为借口，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与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环环相扣，实质是打造服务军事扩张和战争准备的情报体系，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

　　“对东亚周边国家民众而言，担忧源于区域安全秩序遭到破坏、战争风险上升。”卢昊说，东亚各国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对日本情报集权、军事化扩张的历史教训刻骨铭心。迄今为止，日本不仅从未对其侵略历史进行彻底反省清算，国内右翼民粹、历史修正主义逆流还更趋嚣张。此次日本打破战后情报规制，重建国家级情报中枢，意味着其对外渗透、情报窃密、军事干预的能力大幅升级。未来，日本可能依托其情报体系常态化开展周边国家军事、民生、政务情报窃取，渗透区域事务，配合其扩军动作提升对外威慑能力，大幅增加区域摩擦与冲突风险。

　　未来，日本的国家情报体系的几个动向值得注意。卢昊指出，一是情报权限将持续扩容，无限放大“国家安全”定义，活动边界更加模糊；二是情报与军事建设将进一步深度绑定，服务海外军事扩张；三是对外情报合作与盟伴军事合作将进一步融合，将依托日美同盟，加速深化与美、澳、菲等国情报合作，将新建情报机构接入美国主导、盟伴参与的多边情报网络，进一步从情报分析与辅助决策机构向对外谍报部门乃至军事行动机构转型。（人民日报记者 贾平凡）